揭秘:红色高棉时期的杀人机器

2013年10月07日17:56  经济观察报  微博 收藏本文     

  (作者:崔卫平)

  2003年面世的这部纪录片《S21-红色高棉杀人机器》,将镜头对准红色高棉时期,柬埔寨最大的审查中心“S21集中营”,其全称为“第21号保安监狱”。1975年到1979年时期,这里至少关押了14000~15000名囚犯(有人相信总数超过20000人),最后幸存的只有六七个人,称之为“灭绝营”一点也不过分。

  此地并不拥有高效率的现代杀人工具,能够将人整批地处死,如同纳粹集中营里的毒气室。在经受了不同阶段的酷刑逼迫之后,囚犯们被木棒、铁棒、铁锹、镐、弯刀这些最简单、最原始的工具杀死,它们原来主要是劳动工具,连一粒子弹的代价都不付。将这么多人一个一个从后脑勺敲死,或用镰刀割断喉咙,这真是一桩令人难以想象的浩瀚工程。囚犯中也有一些人因为饥饿、疾病或者抽血过度等而死亡。

  活下来的人数如此之少,年轻的导演只找到了他们其中的两位。因此而带来了这部纪录片最大的特色在于,不是众多幸存者,而是当年的看守来到镜头面前,成为影片中主要“出镜者”。他们一共有八九位重返旧地(超过整个活下来的人数),来到如今已经成为大屠杀纪念馆的场所,对着镜头讲述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想法”。那些长眠于地下冤屈的人们不再开口,我们只能通过看守们的讲述,来想象和感受冤魂们痛苦的身影。

  影片导演潘礼德1964年出生,11岁时与家人一起被投入集中营,15岁时逃出,经由泰国到了巴黎,考取巴黎高等电影学院,1989年拍出一部关于柬埔寨难民营的纪录片“Site 2”受到关注,此后拍过剧情片《稻田里的人们》、《战后的某个夜晚》。这部纪录片花了3年的时间得以完成,引起巨大反响。

  一

  不知道导演是如何说服这些人来到镜头面前的。他们看上去如此单纯,应该是刚刚从稻田里走出来,脸上挂着羞涩的微笑,身材单薄,穿着土制的衣服,肤色黝黑,个子不高,看起来仍然十分年轻,40多岁的年龄看起来只有30来岁,当年应该是十几岁的娃娃兵。任何人不能从他们的脸上读出他们的过去,若是放到人群中去,没有人会感觉到他们的不同,一点异常的动静都没有。

  看看这一位吧,他叫Houy,窄额头宽脸膛,典型的当地人面孔。影片的开始描述了一段他的家庭生活。一个刚刚洗浴过的婴儿被放到他手中,应该是他的骨肉。他父母亲坐在地板上,母亲缓缓地说:“我的儿子从未举止无礼过,从未在家里侮辱老人。他们教导他,把他变成一个杀人的流氓。”母亲建议儿子去做一个仪式,超度那些死难的亡灵,从此不再见到他们,开始做一个崭新的人。Houy本人是这么说的:“如果是自己杀人,那是坏,但是坏是那些下达命令的人,他们手中有武器还有权力。在我心里,我害怕做坏事。”

  与自己曾经“共事”同志们的见面,他们有一种老友重逢的腼腆和欢欣,各自欠着身,互相握手问候:“你老了”,“你还记得我”,“看着眼熟,想不起名字了”,“你再想一想”,“我们虽然都在这里,但是在不同的部门工作。别人以为我们是在一个整体里工作。”这位来自Takeo地区的男人看上去更年轻,他说当年他们一共200多个小孩子,被卡车运到某个地方,在进行了短暂的训练之后,就被送往不同的监狱充当“守卫”。

  审讯通常分为三个阶段,由不同的小分队担任。第一阶段是“好心”,主要是施加政治压力,目的是使得犯人服软。如果拒绝回答,就被送到第二“热”小组的手中,“热”施加刑罚,打得皮开肉绽、头破血流。如果再不招供,那么便送到“咬”手中。一旦“咬”成员的木棒打下来,原来的旧伤口马上破裂,喷出鲜红的血,很少有人受得了。影片中的一位幸存者就在这种情况下,供出了64个他所认识的人,指称他们是“叛徒特务”。

  为了逼真地再现当年的生活,影片让这些看守站在如今的空房子里,扮演起自己当年的角色。Houg要去一间牢房提审一个犯人,他在手心里记下这个犯人的号码。到监牢时,对守在门口“娃娃看守”说:“把13号给我带出来提审。”“娃娃看守”便走到屋里靠近窗口的地方,大声说:“13号,起来。”这位看起来仍十分年轻的看守一边说,一边做着手势:“我命令他站起来,把他的眼睛蒙上,从背后把手铐铐上,然后我把门再插上,把锁锁了又锁,我抓住他的胳膊,然后出去。”Houg站在门口等着,得到这个犯人之后,他“扭着他的胳膊,带他走”。

  这应该是当年每天发生无数遍的简单事实,平淡无奇。然而正是无数这些平淡无奇的细节,构成了那场大悲剧的一个小的部分,积累起那个在民族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幕。实际上,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恐怖事情,与人们眼下经历的所有事情一样,同样也是发生在日常时间、日常光线之下,是一点点添加进来,危机是一点点加深加重的。其中并不是每个细节都那么可怖。日常时间的节奏将事件分成不同单元,它们平均地分配在不同的时段,人们在经历它们的时候,是逐步接受和承受的。

  事情的可怕正是在这里。所有这些单元,它们如何加在一起?当它们加在一起时,将通往何方?如何获得整体的意义?这是那些看起来普通的执行者们不知道的。他们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是一个总机器当中的一个螺丝钉,这个长长行为的尽头是他们望不见的,他们只能做分配给他们的事情,这一部分和那一部分,对于自己视野所及范围之外的事情,他们无法知道得更多,实际上也不会让他们知道得更多。他们是在“无知之幕”底下行动。

  那些遭遇者也不知道,正在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最终结果如何?就像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进入金边这天,这座城市200万居民接到通知说,为了躲避美军轰炸,他们必须马上离开这座城市,许多人以为也许三天就可以回来。结果有几十万体弱多病者,在长达一个月的徒步跋涉中就地趴下,永远没有再站起来。

  其余抵达“新农村”的人们,一下子退回到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原先“故事”的环节突然断裂,被导向另一个不知名的地方。那个谁也没有谋面的更高的“讲述者”,他凭着没有见过任何人的面,并且正是因为没有见过任何人的面,不需要对这些人作出解释和负起责任,便随意地决定了所有这些人的命运。

  无论如何,当Houy和他的同志们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演示自己当年的行为时,当他们大步跨到屋子中央,做出开门、关门、扭着胳膊带走某人的动作时,当他们对着不同的牢房,为了一点小事大声训斥时,观众会明显感到在他们的举止以及身材中,流露出无可救药的卑微,体现出某种猥琐。他们的脸上越是无辜,他们的胳膊和腿的举动看起来便越是下流。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无法令自己看起来更好一些,这是“工具”的特点,也是他们本人作为“工具”的代价。他们的确受人驱使,但不管怎么说,他们接受了自己作为“工具”这个事实,同意维护那个吃人的系统。

  这个系统叫做“安卡”,柬埔寨语“组织”的意思。红色高棉的领袖波尔布特最初并不为人所知,他把自己弄得神秘兮兮的。一般人们只知道自己的国家由“安卡”掌权。一切命令均是由“安卡”发布的。1977年波尔布特访问中国时,住在钓鱼台国宾馆里,还帮助园林工人们修剪花枝,以体现自己保持劳动的本色。他喜欢用“细菌”这个词,来代表所有那些不同于他立场的人们,对于“细菌”的唯一办法就是消灭。

  二

  影片中的另一位幸存者是画家Heng Nath。作为S21集中营的受害者,他再次来到当年的看守面前,与这些人构成面对面的质询。这种对质的局面,也是影片的基本结构。

  一行简短的材料显示,画家当时35岁,1977年7月1日被捕,排号18,在他的备注中有一条:“保留使用”,这几行字使得他幸免于难。具体原因是他为这所集中营的头头Duch画像,将此人的面部画得如同少女般细腻光滑,令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感到满意。其余画家则几天到一个月、两个月不等,陆续被杀害了。

  画家已经两鬓斑白,眼睛里流露出悲哀忧伤。他单刀直入地问那些看守:“你们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吗?”“这么野蛮的原因是什么?”看守们显然被问过这个问题,有他们自己现成的看法,但是在表达时不能不是支支吾吾的。Houy答道:“这件事……我觉得,就像发生意外的那些人一样……”他的意思是谁都是不得已。画家不依不饶:“就一句话,你们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吗?”“如果在这里工作的人都是受害者,那么像我那样的犯人,他们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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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zhoushaogang)

文章关键词: 高棉 杀人机器 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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