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赌博:“核讹诈”的历史与现实

2013年08月26日14:55  看历史   收藏本文     

  核心提示:正是由于核战争的恐怖,政治博弈成了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为在尔虞我诈的环境中生存,种种政治伎俩由此催生,其中尤以核讹诈(Nuclear Blackmail)最为特别。

  本文摘自《看历史》杂志2013·7月刊,作者:邢天宁。原标题:致命赌博——核讹诈的历史与现实

  二战是以日本上空两朵令人作呕的蘑菇云结束的,正是这一史无前例的浩劫,带来了半个世纪的和平与安全。男男女女在纽约时代广场聚集,为一个崭新的时代欢呼,但若干年后故地重游时,人们却忽然发现,世界和以往一样危险:核威胁作为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半空,世界生活在核屠杀的阴影之下,超级大国拥有的原子弹超过了安全需要,而这一点又被别的国家利用,成为挤进“原子弹俱乐部”的堂皇借口。这就是“文明时代”的战争,双方一齐按下红色电钮,半小时后世界毁灭,而在为君子所不齿的蛮荒岁月,摧毁一个部落也通常需要几十年之久。

  正是由于核战争的恐怖,政治博弈成了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为在尔虞我诈的环境中生存,种种政治伎俩由此催生,其中尤以核讹诈(Nuclear Blackmail)最为特别。对于“核讹诈”,国外有约定俗成的定义:“……是核战略的一种形式,一方将使用核武器作为威胁,迫使对手采取一定的行动或让步,它是一种变相的国际敲诈。”而《核讹诈和核平衡》中写道:“它如同在悬崖上行走,在钢丝上跳舞,更确切地说,像一场俄罗斯轮盘赌”。但是其过程远比俄罗斯轮盘赌惊悚,因为任何经历了恐怖年月的人都知道,其代价不仅仅是某笔财产或某个政治家的命运,而是将数千万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什么是“核讹诈”?

  对老派学者来说,“核讹诈”这个词并不专业,其包含了太多主观色彩,并且总令被讹诈的一方取得了道德制高点。1956年,苏联就苏伊士危机做出表态,英法立刻认为自己遭遇了“讹诈”,全然无视自身侵犯别国主权的事实;70年代,莫斯科掌握了陆基洲际导弹技术,因为陷入了“全面的核讹诈”,美国参众两院对“导弹差距”的辩论热火朝天,而忘记了自身之前的咄咄逼人。与此同时,苏联也深受迫害妄想症的困扰,戈尔巴乔夫的外交部长雅科夫列夫坚信,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才是核讹诈政策的真正奠基者,这一头衔不应当属于苏联人。类似的病态情绪不断蔓延,仿佛每个超级大国都集施虐狂和受害者于一身。

  无论是“核讹诈”,还是“核遏制”或“核威慑”,其根源始终是敌意和仇视。在彼此欲除之而后快的心态背后,其实是勾心斗角的利益纠缠。而缺乏信任则使威胁被无限放大,演变为核战争的信号,局势的紧张程度也随之交替上升,纵观过去60年,情况莫不如此。

  很多人将朝鲜战争视为“核讹诈”的开端,但早在第一次柏林危机中,不祥的征兆便已浮现。1947年,美国提出“马歇尔计划”,旨在操纵欧洲,苏联针锋相对地反击,1948年6月24日,通往西柏林的道路被关闭,大半个城市成为孤岛,在接下来的300多天中,柏林就像不安分的火山,边境线上有百万大军彼此对峙、剑拔弩张。斯大林的信心源自人力和钢铁,而杜鲁门则试图倚仗引以为豪的科技。1948年7月下旬,60架B-29轰炸机被部署到英国。该型轰炸机曾被用于广岛和长崎,是核恐怖最鲜活的象征,它出现在欧洲展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史上第一次“核讹诈”的大幕就此揭开。

  将军们受到了鼓舞。“烤肉机计划”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出台,空军准备向苏联投掷34枚原子弹,并在未来两年内投掷200枚,届时东欧将成为《圣经》中的蛾摩拉,没有生命能在废土上繁衍。杜鲁门给好战的部下写信:“福雷斯特尔、布雷德利、范登堡……赛明顿向我介绍了关于军事基地、炸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事,我有一种糟糕的预感,战争已经临近。这是我不希望看到的……”事实上,60架“空中堡垒”无一进行过投掷核弹的专门改装,而在整个美军中,也只有驻新墨西哥的第509大队拥有真正的核打击能力。不过不容否认的是,美国政府的确因这次调动而获益,因为苏联方面开始在谈判桌上言辞谨慎。5月12日凌晨,无数从西柏林出发的汽车和火车向东驶去,“柏林危机”至此画上句点。

  这是莫斯科第一次在西方面前蒙羞。他们意识到,应对核讹诈的最好手段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1949年8月29日,塞米巴拉金斯克上空蘑菇云升起,这个时间选择得非常微妙,恰在柏林危机平息之后三个多月。斯大林慷慨地奖赏了学者,并公开表示:“如果晚了一年半,可能挨炸的就是我们。”

  1950年是充满动荡和焦虑的一年,金日成的军队越过三八线,迫使政客们求助于原子魔鬼。杜鲁门就半岛局势询问了他的下属,空军总参谋长范登堡的表态言简意赅:“可以考虑投放核弹。”

  尽管美国政府之前在核武器上投入了惊人的人力和财力,但对于杜鲁门来说,他只是想进行讹诈,而不是像二战那样果断地使用它。当然,要构成一次讹诈,必须将威胁公之于众。这一天很快到来了,11月30日的吹风会上,杜鲁门讲得慷慨激昂:“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来应对军事形势。”一名记者打断了他:“这是否意味着使用核武器?”

  “当然包括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武器!”

  “您是否已在积极地考虑使用原子弹?”

  “积极的考虑的确存在,但我不希望看到这种局面出现。”

  记者会在一片喧哗中结束,如果把柏林危机视作漫不经心的恐吓,那么这次表态则是一次赤裸裸的威胁,“积极的考虑”、“一切武器”……每个词都散发着恶意,而军方已经在为投放30~40颗原子弹展开研究,数百万生命面临毁灭。五角大楼认为这项提议值得考虑,但杜鲁门并没有迈出危险的一步,因为他担心苏联的报复,同时国际舆论也表现出强烈不满,甚至陆军将领都颇有怨言,因为核武器会危害士兵的健康,同时降低地面部队的“利益和地位”。1952年1月,杜鲁门几乎否决了使用原子弹的提议,但讹诈仍在继续,中情局奉命散布谣言:“由于总统大选的需要,如果停战无法尽快实现,使用核武器将不可避免。”

  此时很少有人知道,杜鲁门已决定不再连任,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随后接过了白宫的钥匙,他以强硬而广为人知:1953年2月,艾森豪威尔提出用战术核武器打击开城的中朝军队,3月又讨论了攻击中国东北的议题,只言片语不断被透露出去,形成一种箭在弦上的讹诈态势。不过将军们对这些行动表示质疑,更何况中国政府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早在1950年,彭德怀就对印度大使帕尼卡表示:“维护国家独立不可能没有牺牲……中国是个农业国,原子弹不会对它造成什么影响。我们的经济建设会倒退几年,但我们可以等。”(译自卡瓦拉姆·帕尼卡的《两个中国,一名外交官的回忆》)

  对新中国来说,朝鲜问题关系到它的核心利益,并不存在让步的余地。但不容否认,有些豪言壮语是出于现实的需要。邓华将军提到过一件事:上甘岭战役之后,他极力建议更大的进攻,但毛主席却提出和谈,因为美国人的底线是38线,一旦朝鲜半岛陷落,他们就有可能使用原子弹。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签署,大约一年后,中国的原子能项目启动,彭德怀被任命为总负责人,这不是历史的巧合。从核武器立项到罗布泊上空腾起蘑菇云,中国花费了整整10年时间,期间核讹诈又上演了至少七次,其中三次围绕着国土周边:1954年解放军炮击金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直接投放核武器;1955年,国务卿杜勒斯发表公开声明,“相信对亚洲防务最有效的贡献是部署拥有强大打击能力的战略力量”;1958年的讹诈更为露骨,空军部长公然宣称,美军已经做好了为保卫金门而使用核武器的准备。毫不奇怪,即使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原子弹研发仍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它结出的果实最终改变了东亚战略格局。换言之,美国的核讹诈并没有使它获得长远的收益,只是使中国加快了迈向核俱乐部的步伐——从这个角度,它的苦心孤诣可谓收效微薄。

  恐怖的平衡

  而在欧洲和中东,美国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随着苏联在军事上崛起,核讹诈的效用大不如前。不仅如此,赫鲁晓夫也看到了这种手段的巨大价值。苏伊士危机期间,苏联致信英、法两国,威胁如果不迅速从苏伊士运河撤军,它将立刻发动导弹袭击,两国颇为识趣地屈服了,正如列宁的论断:“民族扩张如同向前伸出的刺刀,碰到软的就刺出去,碰到硬的就缩回来。”

上一页12下一页

(责编:柏飞)

文章关键词: 核战争 核武器 核讹诈 危机 冷战

分享到:
收藏  |  保存  |  打印  |  关闭

已收藏!

您可通过新浪首页(www.sina.com.cn)顶部 “我的收藏”, 查看所有收藏过的文章。

知道了

0
收藏成功 查看我的收藏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