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如何解中共出狱人员西安之围

2013年10月14日15:00  新浪历史   收藏本文     
宋美龄身边的日子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

  宋美龄从迪化回到重庆,极力主张批准新疆《和平条款》。蒋介石详细研究了宋美龄所获得的第一手材料,批准了张治中的方案。下令建立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辕(后改称“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以张治中为行辕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授权他去新疆谈判《和平条款》的附件并签订这个条款,然后根据条款,组成三方合作的民族民主联合省政府。

  1946年3月31日,张治中携带部属,飞抵迪化。4月6日约我详谈,要我协助他完成这一历史使命。5月初,三区革命参加联合省政府的代表来到迪化,谈判顺利。为改组省报,张治中征得伊犁方面的同意,叫我接办《新疆日报》,使之成为联合省政府的机关报。5月23日,我正式接管了这家报社。

  早在1945年8月,张治中受命到新疆进行和平谈判时,周恩来就当面托他,释放被原新疆督办盛世才关押在迪化的中共人员。其后,张治中奔走国共和谈到延安时,毛泽东又当面重申了这个拜托。张治中两次都拍了胸脯,保证一定办到。他力求说话算话,费了许多周折,终于在1946年6月初,将这批中共人员请出监狱,并派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部交通处长刘亚哲,率同警卫官兵,乘用八辆十轮大卡,开出迪化,护送他们去延安。

  行至西安,却被西北王胡宗南扣留起来了,刘亚哲急电张治中求救。张治中立电胡宗南,请求放行。胡不答理。张治中只有快电蒋介石,请蒋电令胡宗南放行。

  电报发出后,半日无复。张治中急了,摇长途电话向蒋申述。蒋却答复:你自己和胡宗南磋商。

  午夜,我核稿已毕,忽接张治中的对讲电话,叫我马上到他那儿去。

  张治中把我领到他的办公室,屏退侍从,讲了胡宗南扣留中共人员及蒋介石的态度,说:“我再无良策了!山穷水尽,只有请你出马!”

  “我有什么办法?”1946年5月,在南京陪同蒋介石出席还都典礼时的宋美龄

  “你完全有办法。就看你愿不愿意尽力。”

  张治中释放这批中共人员,曾经排除过很多困难。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弄不清狱中现有中共人员的确数。周恩来曾给他说过一个数字,可那是近两年前中共地下组织辗转送去的。而军统方面已得知张治中要营救这批中共人员,已密电这边的警务处迅速干掉“主要分子”,报以病故。

  我曾排除万难,弄清了狱中人员姓名、健康状况、关押监房等详细名单,帮助张治中抵制了军统。现在,这些人被胡宗南扣下了,生死决于旦夕。只要能够营救,我当然愿意竭尽全力。可是,张治中都束手无策,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我想,”张治中说,“只有派你出马,去找蒋夫人!”

  于是,他原原本本说了:今年3月,他受命来新疆时,宋美龄如何向他详细介绍了我的情况,叮嘱他到迪化后,“定要重用这个人。”

  “由此可见,”他说,“蒋夫人对你极好。你去找她,一定会生效的!”

  原来如此!

  张治中策划得颇为周全。他有一架专用的小飞机,原是航校的教练机,可坐两个人。他叫屈武和我同行,对外保密,对内称是去喀什公干,明天清早起飞,当日抵达南京,连夜找宋美龄,后天即可返回迪化。

  屈武是监察院长于右任的女婿,张治中带来,准备作为甲方代表,进入联合省政府,任委员兼迪化市长的。叫他同行,一则可加重“访喀什”的色彩,再则可一起径往于右任私邸,便于办事。

  但是,我却心里打鼓:在这内战炮火连天之际,找宋美龄营救大批中共党员,何等冒险?找什么理由?怎么开口?

  张治中却胸有成竹:

  “她是个基督教徒,讲博爱,尤其恤念妇女儿童。对于新疆的情况相当了解——她曾三次来新疆。”(注:原来,张治中并不知道宋美龄秘密出塞,第四次来新疆的事。)1922年4月屈武与夫人于芝秀的合影

  最后,张治中叮咛我,千万不可说我是奉他的差遣来的。

  一切按照张治中的安排。我和屈武空中颠簸了一天,于傍晚时分到达南京淮海路于右任私邸。立即四处打电话找蒋夫人。

  宋美龄正在蒋介石的黄埔路官邸。我说,我有十万火急的要事,请她务必马上见我。她犹豫了很久,才勉强说:“好吧,你马上到这里来!”

  黄埔路,是军政首脑办公之地,戒备森严。幸亏住在于右任家里,国府委员兼监察院长的轿车,当然有这种特别通行证。张治中真是料事如神!

  宋美龄没有说半句寒暄之词,一坐下就问:“你有什么十万火急的要事?”

  迅雷不及掩耳!张治中教我的台词完全失灵,无从启用。我涨红了脸,只好直说为了营救中共人员,专程赶来见她。

  她陡地皱紧双眉,狠狠地盯了我两眼:“你这人!怎么把中共看得这么亲?为了救他们,万里迢迢,赶来求我?十万火急的要事!看你急成那个样子!”

  完了,戳翻了!这个张文白,想出这么个主意,害我碰这么大个钉子!我不知所云。

  她眉毛拉伸了,一脸怒气,再把我盯了两眼:“你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起,跟我那么久,亲如……如……一如手足,从来没有求我什么,更没有为你自己的什么事找过我!可今天,为了救中共党员,你几乎要给我下跪了!瞧这模样!你为什么这么喜欢中共?”

  我要给你下跪?太怄人了!我气恼得脑子发胀,冲口而出:“夫人,你把我看扁了!你太不了解我!我,枉自跟你那么久!”

  她更气了:“我什么不了解你?了解得很。原来你真是个中共党员。这会儿你奉中共组织之命,身不由己……”

  我竟糊里糊涂说了:“什么组织之命?是张文白叫我来的!我本来再三说,只怕你不会买账。他却硬说,不,她非常器重你,只要你去求她,她一定会买账。就是不能说是我张治中叫你去的……”作者张紫葛1946年的照片,摄于赴南京见宋美龄迎救被扣西安的中共党员后数日。时作者任《新疆日报》副社长兼总编辑及新疆学院教授

  她禁不住笑了:“你看你!都当教授了, 还是个小孩子!……我说呢,从没见过你这般紧张,这样手足无措!原来有这么一本糊涂账!……别急,舒缓一下,慢慢说!……我不会认真生你的气的。缓口气,喝点茶……哦,吃了晚饭没有?”

  我实在疲惫恍惚,有点不知所以。这一天的空中颠簸真够受,从迪化到南京,从来没有一天飞完全程的。

  飞机从迪化(现今乌鲁木齐)到兰州,从兰州到南京,都须在空中各飞行五小时(共十小时)。那时的飞机颠簸幅度很大,机械噪音震得耳聋头旋,小飞机的震颠和噪音尤甚于一般运输机。

  铁打的身体也耐不了这般折腾,何况还忍受了十几小时的饥渴?这时的我,头胀体乏,飞机的轰鸣仍在耳际顽固吵闹,整个身子仍似在空中摆簸翻腾。经她这一问,更觉饥饿难当,竟是脱口而出回答说:“晚饭?午饭都没吃哩!”

  宋美龄又忍不住露出了一点笑意。拍了拍巴掌,进来一个侍从。她指示说:“尽快给客人准备饭——哦,就拿到这里来,好边吃边说话!”

  但是,饭菜端来后,她又说:“吃了饭再说吧!要不要喝点酒?”

  我狼吞虎咽地吃饭,她细口细口地品茗,若有所思。

  等我吃罢饭,侍从收走了餐具,她才缓缓地说话。语态相当柔和,叫我对她实说:张治中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一百多名“中共分子”送到延安;何以想到差遣我到南京找她;又是怎样支派、如何教我的。

  我实在不惯说谎。对着她那双清澈胜于秋水的眸子,更没说谎的勇气。加上已经说出了奉张治中差遣而来,谎话也无从说起。总之,我不假思索地原原本本,照直说了。

  “唔,唔。”她说,“你把他教你的台词——叫你怎么对我说,利用我的哪些特点,尤其是,怎么分析我的,再说详细一点,不要有半点遗漏,更不要有丝毫遮掩、修饰,我要听他的原词原句。”

  我又照直重说了一遍。

  “好,好!你没骗我。我听得出,这是张治中的语言。唔,唔,你说说,张治中对我的分析,合乎事实吗?”

  “合乎的嘛!”我说,“你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讲究英美民主精神,又忠实于中华文化道德之传统精神,讲究人道精神,富于人情味,尤其以保护妇女儿童为己任!……”

  “好个傻瓜!”她似气非气地说,“你简直成了张文白的心腹了!这不就是在执行他的教唆吗?想不到:我只是顺便把你推荐给他,你两个却这么快就打得火热了!……”

  我抢着说:“你在我心目中的印象就是这样嘛!我又没说假话!”

  她似乎自言自语:“这个张文白,难怪中央有人骂他……难怪他每遇紧要关头就来找我!原来他完全抓住了我的弱点!”转而问我:难道你就是泥塑木雕,由他支遣,自己全无主张?”

  “我哪里是那种人呢?我也主张,胡宗南不应该扣住这些中共人员,应该让张治中派的人把他们送到延安,交给中共。”我接着阐述了我的理由。

  首先,我倒把张治中教我的两点主要理由,也是他急电蒋介石所申述的内容——说了反面话。

  张治中说:释放并送还这批中共人员关系到稳定新疆局势。如果把他们扣在西安,伊犁方面必不答应,新疆的和平谈判势必功败垂成,新疆民族民主联合省政府也就会流产。

  而我则认为:新疆的和平和联合省政府,取决于更大的内外因素。西安扣留了这批中共出狱人员,伊犁方面肯定要抗议。联合省政府的筹建也会遇到一些周折。但究其结果,也不过抗议一番,周折一阵,新疆的和平,新疆联合省政府的成立终会实现的。我估计,蒋主席是看到了这一步棋的。所以,他批准张治中在迪化把这批中共人员放出监狱,浩浩荡荡送出新疆;却放任胡宗南在西安扣留了他们。

  ——讲到这里,我才毫不含糊地说,我认为这样做,极不妥当。关键是,国家的最高统帅不可无信。所以,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此事虽小,中外瞩目。能否取信于天下,关系至大。张治中和胡宗南都是国民政府主席蒋公之部属,张治中在迪化释放,胡宗南在西安扣留,中外各方人士谁也不会相信,是张、胡两大员见解不同,主张各异;而只能认为,是他们的上司蒋主席耍的手段。而且必然认为:放、捉百十个中共人员事小,愚弄天下舆论事大。似此彰明显著地翻云覆雨,将何以取信于天下,维系中外上下之信用呢?

  我这一套理由及说法全是临时急中生智想出来的。我原本准备照张治中的话行事,现在措手不及,已将底、馅全都抖给她了,再照张治中的话说,只能引起她的反感。而按我的真实思想,只不过是爱护中共人员,其中的杨之华、李宗林,还和我较有友谊。我营救他们的心情甚为迫切。

  但这些说给宋美龄听,能起什么作用呢?权衡斟酌,必须从国民政府、从蒋公的利害得失着眼,说出一番大道理来,较为妥善。

  果然,她听了似有所动,淡淡地说:“我说呢,你是有你的主张的。”

  又过了好一阵, 才继续问我:“这些中共分子健康怎样?”

  我答:“可以说,全是病号!”

  她又问:“张治中叫你鼓动我爱护妇女儿童之心情,这伙人中有妇女儿童吗?”

  我答:“有的,比如:毛泽民、陈潭秋、瞿秋白等人的遗孀和孩子。还有在监狱里出生的孩子哩!……”

  宋美龄:“哦,在监狱里出生的?……唔,唔,这些孩子绝对无辜!他们应该有生存的权利。也许是这个原因,上帝才指派了你这书呆子出来呼吁!……唔,你见过这些孩子吗?”国民党元老于右任,1948年摄于南京,时年69岁

  “怎么没见过呢?全都枯瘦如柴……”

  我举了毛泽民的儿子为例,把他黑瘦污秽、满头虱子、鼻涕滴答的状况描述了一番。(注:这个孩子,就是后来在毛泽东晚年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与毛泽东之间联络员的毛远新。)

  宋美龄很为感动,小声骂:“盛世才这家伙确实很坏,怎么可以把家属、连同小孩子一起关进监狱呢?孕妇尤其不该关押,至少生孩子时该把她送到医院里去……”

  有了点希望!张治中还是看得准。

  她又想了一阵,问:“既然你弄过他们的名单,那就应该知道,他们中间有多少中共高级干部嘛!”

  “知道的。”我说,“全是一般人员,还有一些只是炊事员,通讯员,祁连山之战幸存的伤兵。”

  这话可是撒谎。我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比如:张子意、方志纯(方志敏的弟弟)、杨之华(瞿秋白的夫人)、朱旦华(毛泽民的夫人)、李宗林等,我都和他们接谈过。正是为了营救他们,我不得不撒这个谎,欺骗宋美龄。而后来的事实表明,他们正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例如,1950年后,张子意是中共西南局的宣传部长,李宗林是成都市长,方志纯则担任了江西省委书记。

  当下,宋美龄并没有怀疑我撒谎。因为她的印象是:我这个人从不说谎。她接着问:“陈潭秋、毛泽民的确死了?”

  我说:“千真万确!盛世才很早就把陈、毛、林(林基路)及所有稍有地位的中共干部杀害了!”

  她不再询问,望着墙上的中国地图,呆了一小会儿,注视着我,询问我接办《新疆日报》的情况,问得很详细。接着又问我和张治中合作得怎样?喜不喜欢张治中?我参加了张治中的外交活动没有?有何观感?最后问:“你偷偷跑了,丢下报社的事,谁核稿、看大样呢?”

  “我托了总编辑。”

  “还有报社的行政事务呢?”

  “有个总经理,很是老成可靠。”

  她又问:“你什么时候回去?”

  我说:“不知道。”

  她微微一笑:“我看你不能再教书啦!越教越傻!唔,我看,你明天回去吧!丢下报纸不管,出了问题怎么办?”

  我说:“我就这样回去?”

  她温和地说:“你回不回去是一样的——我得和主席商量商量……你不该向我描述那些孩子的凄惨样子,弄得我心里很不宁静。唔,就这样吧,你回去睡觉去,你太累了!”

  回到于右任家,我把情况约略对屈武说了一下。他说:

  “我已经告诉了飞行员,明天黎明起飞,回迪化。求她,好也罢,歹也罢,就看这一炮。如其不行,你在这儿住一百天也是空事!”

  这时,已是夜十点。我洗了个澡,倒头便睡。十二点,宋美龄来了电话:

  “你回去吧!专心把报纸办好。以后有什么事可以给我打长途电话!”

  我说:“我求你的事情呢?”

  她很轻声地说:“OK,OK。”断了电话。

  我回到迪化,直奔新大楼见张治中。我还没来得及叙述,他就说:

  “南京、西安都来了电报,已经放行,反复无常、杀人如麻的盛世才

  杨之华他们已经离开西安,开往延安了!”

  我没有向张治中讲述见宋美龄的情节,他也并不问及到南京的细节,只是大大称赞了我几句,便叫我赶快回报社去。

  自不待言,我回到报社,立刻坐下来核稿。截稿已是深夜两点,还得拿起对讲电话向张治中汇报头条新闻及社论大意。接着,倒在床上睡了两小时,便被叫醒来看报纸大样。签发了大样已是破晓时分,又开始了新的一天忙碌。

  近午时分,屈武的夫人——于右任元老的大小姐于芝秀来了:“你们到喀什忙了些什么?”她问我,“经文回来纳头便睡,今天十点过才起床。”

  我说:“他福气好,该他睡。”

  心里却想:屈武到底嘴紧,连夫人面前也没露半句。

  事过五载,到了1951年,我任西南师范学院教授,交代历史过不了关,纷纷指责我“政治面貌”不清。中共西南局宣传部派了工作组到学校主持运动,带队的是宣传部的秘书长张非垢,而西南局宣传部的部长则是在西安被扣的那批中共人员中一位和我很熟的高级干部——张子意。我迫于无奈,便找到工作组组长张非垢谈:我在新疆的情况,张子意部长是清楚的。

  张非垢表情严肃而语态和蔼:“你的责任是老老实实,毫无隐瞒地交代。至于查证,那是我党的事。”

  1946年,张治中在新疆与三区领导人合影。前排右起为刘孟纯、赖希木江,中排右起第二人为艾肯木拜克和加、第三人为张治中、第四人为阿合买提江、第六人为刘泽荣

  …………

  历史审查了几年,终于作了结论,认为“基本交代清楚”,作“一般政治历史问题”对待。

  …………

  再过十二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所有从新疆出狱的中共党员,在各地一律被打成了“叛徒”。这时,来找我外调的“造反派”络绎不绝。

  一天,一伙人来提讯我,查问那些中共党员出狱始末。从他们的追问中我觉察出:他们并不知道我曾求见宋美龄,以解那批中共人员的西安之危。心中十分宽慰。

  侥幸,我得免于卷入这场冤案。

  外调的次数越多,我就越准确地掌握了这些造反派外调的路数。于是,我来个一干二净:“我根本不知道张治中释放中共党员的事!”

  “造反派”们怒吼、暴跳:“混蛋!你是报社社长,还不知道这么大的消息!”

  我毫不动摇:“我确实完全不知。”

  他们千变万化,我仍守定规,一口咬定,毫无所闻。他们暴跳如雷,三番五次要动手打我。幸亏劳改队的刘队长在场劝阻:“耶,我们事先说好的!这个人不能打……为什么?他是活档案。三打两打,打死了,死无对证,对革命不利……”

  这些外调的人咬牙切齿而去。

  又过了十三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我和千百万冤假错案的蒙难者一起,得到了平反昭雪,恢复了教授身份和公民权。

  这时,屈武正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我于1981年暑假去北京,应屈武的邀请,在我的长女笑星陪同下,到他家里做客,闲话叙旧。

  原来,屈武在“文革”中,被关了六年黑房子,挨斗游街不计其数,终于也熬过来了。

  “你交代了上南京找宋美龄的事吗?”他突然问。

  “一直隐瞒着的哩!”我说,“我捉摸,抖出这个关系,了得!……”

  屈武:“我估量你不会那么笨,我也就一点儿没提……”

  两人相视而笑。完了,他补了一句:“不是我们不老实,实在是‘左’得太厉害了。你越老实越缠不清。杨之华叫整死了,你知道吗?”

  再过三年,1984年,我定居成都,遇到了屈武的老乡党必刚。他是除了屈武、张治中之外,唯一知道我奔南京去找宋美龄的人。

  党必刚那时是张治中西北行辕的少将处长。因为他早年留学苏联,和在狱的中共干部张子意、杨之华等人原是同学加同志,所以他始终参与了张治中释放中共人员之事。当这批中共在狱人员怀疑释放他们“是国民党的圈套”时,党必刚两次代表张治中去狱中看望他们。

  1949年秋,党必刚自知“脱党”问题严重,唯有依靠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窗好友刘伯承,可保安全。乃历尽艰辛,奔往重庆,投奔刘伯承将军,主动交代政治历史,请求戴罪图功。随即他在西南军区的军政大学创办俄文团,为其后的西南俄语专科学校(今日的四川外语学院)披荆斩棘。刘伯承到南京办军事学院,他又跟了去。

  但到“文化大革命”,刘伯承元帅也保不了他。然而他委实命长,百般批斗,到拨乱反正,业已八十余岁,居然幸存,且耳聪目明,并得安排为成都市东城区政协委员。见到我,喜如隔世相逢。话旧之际,党必刚悄声问我:“你跑南京找宋美龄的事情,如何过关的?……没交代?哦——这是最好的办法。我想表功,讲了到监狱看望张子意他们的事,简直没完没了。就为这个,挨了多少好打咧!……”

  然而,报载,宋美龄健在,且健康状况良好,我不禁想到:她如果看到我这里所记之始末缘由,一定会拍案大怒:

  “这小子,你骗得我够呛哇!”

(摘自张紫葛著《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责编:谭文娟)

文章关键词: 宋美龄 中共 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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