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谊奖”前身“中苏友谊万岁”奖章

2013年09月03日17:10  中国周刊   收藏本文     

  友谊奖奖章(右)和它的前身“中苏友谊万岁”奖章(左)。

  他们都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感谢。

  1950年代,苏联人阿尔希波夫来到北京,担任中国国务院经济总顾问。

  30年之后,日本人原正市来到黑龙江,帮助当地农民提高水稻产量。

  又过了20年,美国人Kirby Jefferson来到大连,掌管英特尔公司投资25亿美元的芯片工厂。

  他们来到中国的时机,决不可能互相颠倒。

  “以俄为师”

  “你的任务,就是把所有的知识和技能告诉中国人,直到他们学会为止。”

  这句话,改变了苏联公民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阿尔希波夫的后半生。说这句话的人是斯大林,此时阿尔希波夫已是苏共中央人事局局长兼有色冶金工业部副部长。

  其时为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苏联派遣了大批专家顾问来帮助中国建设国家。斯大林认为,阿尔希波夫适合这一工作。因为他“既懂政治,技术也全面”。

  实际上,早在新中国建国前,苏联就向中国共产党派遣过铁路和军事方面的专家顾问。整个五十年代,大批苏联专家、官员、军人和技术工人受邀来到中国,全面传授治国经验和技术。

  那时整个中国都相信:“以俄为师”是唯一的选择。

  1954年,刘少奇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说:“是的,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苏联所走的道路……苏联的道路是按照历史发展规律为人类社会必然要走的道路。要想避开这条路不走,是不可能的。”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华估计:到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为止,到过中国的苏联专家、顾问不下两万人。

  阿尔希波夫说:“我们到中国来不是为了游山玩水,不是为了夸夸其谈,而是为了工作,工作!……真心实意地帮助中国人民。”

  向为本国作出贡献的外国人颁奖,是世界各国的通行惯例。1955年9月15日,中国政府决定:对援华专家工作期满回国时,每人发给一枚铜质勋章,带有红星、麦穗和中苏两国国旗,上刻六个汉字:“中苏友谊万岁”。以及一张感谢状,对“苏联专家同志”在中国的工作表示谢意。

  它成为“友谊奖”的前身。

  阿尔希波夫作为当时的苏联援华专家组负责人、中国国务院经济总顾问,他的感谢状由周恩来亲自签名并亲手颁发。

  2009年11月,已去世十年的阿尔希波夫作为苏联援华专家代表,被中国评为10名“建国60周年最有影响的海外专家”之一。

    打开国门之后

    昨天是“专家”,今天就成了“间谍”,这令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想不通。

    作为着名的犹太裔国际记者,他曾于二战时期访问延安,采访过毛泽东和朱德,并最终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中,他蒙冤入狱4年多。

    1960年代,中苏关系交恶,苏联专家们集体撤离。此后的数年,留在中国其他外国专家和友好人士的待遇,也发生了变化。

    1960年代后期乃至“文革”期间,中国对外国专家的使用跌至最低谷。全国仅剩约400名外籍人士,其中一部分人被当做“间谍”、“特务”。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外籍人士的表彰工作自然陷入瘫痪。这一切,直到中国改革开放后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1983年7月8日,邓小平对万里、方毅等人发表了着名的“七·八”谈话,指出:“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搞现代化建设,我们既缺少经验,又缺少知识。不要怕请外国人多花了几个钱。他们长期来也好,短期来也好,专门为一个题目来也好。请来之后,应该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

    8年后,中国正式设立了“友谊奖”。它是一枚刻有万里长城图案的纯银镀金小勋章,带有一张证书。每年评选约50名,国庆逢五、逢十周年时加倍。每人限一次。没有人会怀疑这一国家最高奖项设立的必要。整个1980年代,外籍人士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中所起的作用已不可忽视,各地方和部门对他们的表奖工作已经陆续开始。

    在重新强调经济建设的环境下,友谊奖的标准也大大淡化了政治的色彩,凸现了经济和技术。

    当时中国对“外国专家”的定义标准和使用范围,可以在负责这一工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专家局下发的《外专发〔1991〕122号文件》中,找到答案。

 

文件规定,有资格申报友谊奖的外国专家必须是“积极向我传授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为我解决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关键问题,或填补了某项空白……为我工程建设项目的建成、投产、运行管理等作出突出贡献;为我企业技术进步、科技攻关提出重要建议……在教学、科研、出版、对外宣传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

    日本人

    1980年代来到中国的外国专家中,日本人原正市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到过中国,那是在战争的岁月。

    抗日战争时,他在河北的一家日本医院工作,差一点被中国抗日武装当做侵华日军捕获杀死。查明他的身份后,他被释放。

    当年的抗日战士们不会知道:他们放掉那个日本小伙子,等于给中国增加了2亿亩水稻。

    那个日本小伙子就是后来的世界着名水稻专家。1980年代,这位身高仅一米五的老人来到中国,最终将2亿亩中国水稻的产量提高了一倍以上,成为“友谊奖”获得者。曾跟随原正市近10年的中国民间水稻专家张洪阁声称,原正市的贡献可与袁隆平媲美。

    1980年代,中日关系不断修复,不过,刚开始打开国门的中国,带着很大的犹疑,对外交流渠道远不如今天畅通。

    原正市是经过日中农业交流协会与中方签订协议,以“水稻栽培技术指导志愿者”身份来华工作的。中国人不信任他,甚至对他处处防备。尤其是看到他背着14本日记本,把每一个工作与生活细节都记下来的时候。

 

“现在,日本人的技术咱学到了。但那股工作的认真劲儿,咱们还没学到手。”75岁的张洪阁对《中国周刊》记者回忆。见面初期,原正市对他讲:“你们为招待我准备的饭菜过于奢侈,而且一顿饭要吃一个半小时以上。这样我很不习惯。在我们日本,没有人劝酒,吃饭最多20到30分钟。”

    直到去世前几个月,身患癌症晚期的原正市还在宁夏等地指导水稻栽培。尽管此时他已经“脸色不好,讲课有时会讲错话,也不轻易下车了”。这位老人一直声称:作为一名日本人,他对中国有愧疚感。

    1982年,原正市因无偿推广他发明的水稻旱育稀植栽培技术,被黑龙江政府授予“荣誉公民”的称号。1990年代,他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友谊奖。

    很少人知道,在获得友谊奖的外国专家中,日本人占最大的比例。截至2006年,总共899名获奖者中,日本人占177位。

    在中国享有很高知名度的“治沙愚公”远山正瑛是另外一名有中国情结的“友谊奖”获得者。他先后带领一万多名日本人来中国植树,死后将一半骨灰埋在内蒙古的沙漠中。

    这些日本人的工作,已经深刻改变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占中国苹果种植面积达80%以上的“红富士”来自日本,其推广者菅井功于1993年获友谊奖;北京西瓜的第一品种“京欣一号”有日本血统,其名字的“京”来自北京,“欣”来自一位日本西瓜专家森田欣一。

 

不止于此,整个中国北方地区能在冬季吃到新鲜蔬菜,都要归功于另一位友谊奖获得者,日本人石本正一。这位出生于中国大连,17岁才回日本的地膜专家先后一百零五次往返中日之间传授技术,最终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地膜生产和使用国,农业总产值增加近一千亿元。他死后,一部分骨灰也按遗嘱撒在了中国。

 

(责编:kzf)

文章关键词: 中国 友谊奖 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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