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为什么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2014年11月05日16:50  新浪历史   收藏本文     
    1983年,理论界出现了一股宣扬抽象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思潮。邓小平对此不但明确表示反对,而且要求主要的当事人公开澄清错误和写出检查。邓小平邓小平

  本文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03期,作者:李强,原题:《邓小平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邓小平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一个重大方面,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和政治保证,是我们党制定各项政策的基础。小平同志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此,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重新回顾小平同志创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理论的过程和领导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大实践活动,深入总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验,不但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地领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重要性和正确性,尤其是改革开放必须放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基础之上的重要性和正确性,而且对我们深刻体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新的变种保持高度警惕和加以旗帜鲜明地反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邓小平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理论的创立者和重大实践活动的领导者

  一、邓小平最早提出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概念

  在中共的文献中,“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概念最早是邓小平提出的。1980年12月25日,他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指出,“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正式提出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概念。

  资产阶级自由化这股思潮,实际上早在1979年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时期就表现出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正当我们党领导人民努力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的时候,一种右的错误倾向即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也开始涌动、浮现出来。1979年,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打着“拨乱反正”的旗号,歪曲“解放思想”的真意,散布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煽动一些青年人上街闹事。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或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邓小平及时洞察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虽然这种人在党内外都是极少数,但是不能因此而忽视他们的作用。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些人不但可以而且已经对我们的事业造成很大的危害。因此,邓小平代表中央提出,“今天还是有很大的必要来强调宣传这四项基本原则”、“着重对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一些批判”。

  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既是为了纠“左”,也是为了纠右,而且从实践的发展来看,其根本性的任务越来越表现为纠正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在八九动乱后指出:“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二、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小平同志讲得最多,也最坚持

  邓小平曾经说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这是符合实际的,是实事求是的。

  最能体现邓小平思想的重要文献是《邓小平文选》和《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统计涉及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和文章在《文选》和《年谱》全部讲话与文章中的比例,可以清楚地反映出这个思想在邓小平理论中的份量和重要性。

  《邓小平文选》第2卷收录了邓小平1975年到1982年9月的讲话和文章,从他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的时候算起共有32篇,在这段时间,资产阶级自由化还处于发展的初期,涉及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和文章有8篇,占25%。《邓小平文选》第3卷收录了小平同志1982年9月年到1992年2月的讲话和文章,共有119篇。在这段时间,资产阶级自由化迅猛发展以至泛滥,因此,内容涉及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和文章比例很大,有52篇,占43.7%,几乎占到一半。《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查询“四项基本原则”有44条记录,查询“资产阶级自由化”有30条记录,查询“自由化”有36条记录。

  这样的比例和频率在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文选》和《年谱》中是没有的,“我讲得最多”这个结论是完全站得住的。

  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是最坚定、最坚持的领导者。

  1979年的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资产阶级自由化刚一露头,邓小平就敏锐地洞察了问题的实质,亲自出面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首次明确提出了在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1981年出现了《苦恋》(《太阳与人》)事件,针对一些人的犹豫、姑息,邓小平明确表态:“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要批评,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

  1979-1981年,在邓小平领导和主持下,起草和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提出了在新时期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时代课题。《决议》的通过,不但从历史上,而且从理论上回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成为我们党长时期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指导思想。

  1983年,理论界出现了一股宣扬抽象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思潮。邓小平对此不但明确表示反对,而且要求主要的当事人公开澄清错误和写出检查。针对思想战线上的混乱情况,他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发表了《党在组织路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明确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

    1986年,在讨论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时,针对有的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决议不要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意见,邓小平明确表态:“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最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 写进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

    1986年底,针对学潮事件,邓小平同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谈话,严肃指出:学生闹事“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就出在这里。”他还指出,对于那些明显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要坚决处理。

    1987年,邓小平同意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他在与外宾谈话中指出:这几年,一直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但反对不力。尽管我多次强调要注意这个问题,可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党的领导不力。这是胡耀邦同志的重大失误。所以党中央接受了他提出的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随后他又在一系列与外宾 谈话中提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这些谈话,突出的一点,就是进一步阐明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长期性。过去讲十年二十年,或者是至少二十年,现在明确讲还要进行七十年,要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贯穿在 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特别是邓小平与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的那次谈话,实际是警告西方,不要对中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国走社会主义和反对资 产阶级自由化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会有任何的妥协和退让。

    1989年4月,针对学潮和动乱,邓小平在与中央领导同志的谈话中明确表态,对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关于动乱性质的判断及果断采取措施的决定表示完全赞成和支持。他旗帜鲜明地指出:这不是一般的学潮,是一场动乱。这一场动乱完全是有计划的阴谋活动,他们想把一个很有前途的中国变成没有希望的中国,使 我们永远没有希望。要害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准备迎接一场全国性的斗争,坚决把动乱压下去。此后,在邓小平和其他老同志的坚决支持下, 中共中央果断采取措施,平息反革命暴乱,并撤消了zzy的总书记职务。

    以上对邓小平领导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大实践活动的简单回顾表明,的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小平同志“最坚持”。

    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理论的五个重要观点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本文限于篇幅,主要论述以下五个重要观点。

    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长期性,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过了曲折的历程。邓小平在不同的时期,根据变化了的具体历史条件,作出了不同的判断,其间经历了五次大的变化:

    第一次是在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通过三年整党清除精神污染。1984年2月28日,他在同薄一波谈话中指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是长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侵蚀也将会是长期的,因此反对思想上的精神污染也将是长期的。这是邓小平首次提出反对精神污染不以三年为限。第二次是1986年9月28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提出,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第三次是1986年 12月30日,邓小平在与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谈话中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第四次是1987年3月,邓小平在与外宾的两次谈话中提 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第五次是1992年,邓小平 在南方谈话中提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时间大约是一百年。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什么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呢?从邓小平的有关论述看,主要有三点原因:

    第一,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的长期性。

    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邓小平 所说的“国际的大气候”主要是指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和平演变”政策。邓小平指出:“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有 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 “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

    以前,邓小平也讲过,“我们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时候,已经意识到将带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消极影响。西方好的东西,应该借鉴、学习。但开放也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人们的思想,特别是青年的思想。”

    无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其反对社会主义的本性是不会变的,所以,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推行的“和平演变”也将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存在。

    第二,国内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存在的长期性。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邓小平的这个思想为全党所接受,分别写入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历次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邓小平曾多次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在总结八九政治风波时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实质。不懂得这个改变问题,就是性质不清楚。”“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实际上是指明了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根据邓小平的这个观点,1991年,江泽民代表中央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的讲话中论述我国现阶段的阶级斗争时明确指出:“这种斗争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斗争的核心是依然是政权问题。”这一重要论断是对多年来阶级斗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阶级斗争在现阶段具体化的科学描述。

    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所具有的长期性,也就决定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长期性。

    第三,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的长期性

    邓小平指出,“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的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他还特别针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长期性指出:“既是斗争的过程,也是说服教育的过程,但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如果我们本世纪内达到了小康水平,那就可以使他们清醒一点;到下世纪中叶我们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时,就会大进一步地说服他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才会真正认识到自己错了。”

    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必须旗帜鲜明、态度坚决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为什么从“党内外都是极少数”发展到泛滥直至到反革命暴乱的地步?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进行了认真的总结。他指出: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我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错。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的都很少。不是错在四个坚持本身,而是错在坚持的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工作太差。

    这就提示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必须旗帜鲜明、态度坚决。那么,怎么才能做到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呢?根据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党的领导干部必须旗帜鲜明、态度坚决。

    邓小平多次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党的领导干部必须旗帜鲜明、态度坚决。1983年,邓小平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一些方面泛滥的趋势指出,这是由于“对这少数人的错误言行缺乏有力的批评和必要的制止措施”,对中央的决议“贯彻执行不力”、“领导软弱涣散”造成的。

    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又指出,必须大力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对于造成思想混乱和精神污染的各种严重问题,必须采取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一抓到底。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

    1986年,邓小平针对学潮指出,“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就出在这里。”

    1987年,邓小平又指出,“这几年来,一直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但反对不力。尽管我多次强调要注意这个问题,可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党的领导不力。”

    第二,在重大原则是非面前要讲话,对“不争论”要有全面正确的理解。

    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指出,“现在有些错误观点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则公然向马克思主义挑战。对此,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思想战线的共产党员,特别是这方面担负领导责任的和有影响的共产党员,必须站在斗争的前列。”

    有些同志不能全面正确地理解邓小平“不争论”的思想,因而对自由化采取了听之任之甚至是纵容的态度,不敢或不愿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结果“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好人没有勇气讲话,好像自己输了理似的。”

    所谓不争论,根据邓小平的有关论述,是指在改革的一些具体问题上,如经济特区、证券股市等,要大胆实验,用实践检验,不要陷入无谓的争论,以利于抓住机遇,争取时间,发展自己。但是,邓小平关于“不争论”并不是没有界限、没有条件的,在事关政治方向的重大问题上,在事关大局、事关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他从来都是旗帜鲜明、态度坚决的。比如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邓小平指出:“有人对我们进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理论问题的讨论有议论。我认为,有这些争论是好事,千篇一律倒是僵化的表现。你们的报纸有多少不同的议论!我们过去的报纸办得太单调,所以现在一有争论就有人以为是‘权力之争’了。这是过去简单化形成的这么一种印象。”他亲笔拟出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提纲专门指出了真理标准讨论的必要。他还认为,这场争论的意义重大:“这个争论还没有完,海军现在考虑补课,这很重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以,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上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历程也突出地表明,在自由化出现和泛滥时,总是邓小平尖锐而深刻地揭露其实质并亲自指导全党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

    针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多次明确指示要争论:

    1983年9月,邓小平在谈到清除精神污染的办法时指出:“中心的办法是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理论上的争鸣。马克思主义者要出来说话。允许宣布资产阶级这一套,不允许共产主义者出来争?现在是共产主义者不出来争。”

    1983年10月,邓小平针对思想战线的混乱强调:“毛泽东同志说过:‘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有些人把‘双百’方针理解为鸣放绝对自由,甚至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这还叫什么百家争鸣?这就把‘双百’方针这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歪曲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方针了。毛泽东同志的《反对自由主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好文章。建议各级领导同志,特别是思想战线的同志认真学习一下,并且按照文章的精神办事。”

    1989年5月,邓小平在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做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

    第三,不能把改革开放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割裂开来、对立起来。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代表中央认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以后,邓小平又多次更明确地指出:“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策。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

    但是,国内外都有一些人把改革开放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形成了一种错误的思维:一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认为政策要变,改革开放要“收”,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会妨碍改革开放。针对这种看法,邓小平明确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不是今天才讲的,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在讲的。有人说我们改变了方针政策,那是一种误解。”“中国的政策基本上是两个方面,说不变不是一个方面不变,而是两个方面不变。人们忽略的一个方面,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如果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么肯定会有动乱,使我们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我们制定的方针、政策、路线、三个阶段发展战略的目标统统告吹。”

    第四,对顽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要坚决处理。

    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关于学生闹事问题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对于那些明显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这次就要处理。可能会引起风浪,那也不可怕。对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处理要坚决,他们狂妄到极点,想改变共产党,他们有什么资格当共产党员?”他还指出,“前几年,我们不是对那几个搞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依法处理了吗?难道因此中国的名誉就坏了吗?中国的形象并没有因此而变坏,我们的名誉还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三、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在“左”和右的问题上,邓小平有一个大家很熟悉的论断,这就是“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但要想全面、准确地理解这个论断,就必须深刻领会邓小平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一段重要言论:1981年3月27日,邓小平在同几位军队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黄克诚同志讲,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赞成他的意见。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这一段话,集中反映了邓小平在反倾向斗争上的全面、辨证和实事求是的观点。

    首先,邓小平认为“左”、右都是客观存在,并始终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可能和事实。1981年,他在指出重点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是时候,又指出“只是这样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同时也要纠正右的倾向”,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1983年,他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思想战线上不能搞精神污染并指出:“不少同志片面地总结历史教训,认为一讲思想斗争和严肃处理就是‘左’,只提反‘左’不提反右,这就走到软弱涣散的另一个极端。”1985年,他在同外宾谈话时指出,“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纠正极左思潮”,“同时我们提出还是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1987年,他在强调我们主要是反“左”的时候又指出,“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强调主要是防“左”的时候,仍然要求我们警惕右,记取两任总书记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跟头的教训,防止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可以说,在提反“左”防“左”的同时不忘记提反右防右,这是邓小平在反倾向问题上的一贯特点。

    其次,邓小平认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可以把反右提到反倾向问题的主要方面。1979年3月,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刚刚结束,邓小平就代表中央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报告,其着重点就是“对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一些批判”。1981年3月,他提出:“现在的问题是,要更多地宣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83年9月他在谈自己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稿的起草问题时指出:“我最近的有些话,要同我以前的讲话衔接起来。他们抓百家争鸣,我的讲话里还有别的话嘛。既然叫百家争鸣,马克思主义至少算一家嘛,我还讲过要批评和自我批评。最近翻了一下自己的讲话,过去两面的意思都讲了。那一方面的意思讲得多一点,那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讲的。那时“四人帮”什么都不让搞。针对那种情况,那一方面讲得多,另一方面的意思也有。现在倒是要强调另一面了。”1983年10月,他指出,“对于思想理论方面‘左’的思想和观点,仍然需要继续进行批判和纠正,”但是,“应当明确指出,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1987年1月,他提出:“过去我们对‘左’的干扰注意的多,对右的干扰注意不够,那么这次学生闹事提醒了我们,要加强注意右的干扰。”1989年,他坚决支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关于89政治风波性质的定性,坚决支持镇压反革命暴乱。这些事件都表明,邓小平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反倾向问题的主要方面。

    邓小平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把反右提到反倾向问题的主要方面的思想,是完全符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并且“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的科学论断的,是对这个科学论断的具体化。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20世纪80年代的产生、泛滥以至酿成反革命暴乱的客观事实,完全证明了邓小平这个思想的敏锐的预见性和正确性。

    第三,对“左”、右问题要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一贯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左”、右问题,是邓小平在反倾向问题上的又一大特点。邓小平指出:“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解决部队的思想问题,也要实事求是。要针对每个单位、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去做思想工作。”

    1980年,邓小平在谈到肃清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影响的问题时,有一段非常辩证的分析,可以从方法论上给我们分析“左”、右问题提供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思想政治方面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同时,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是封建主义残余比较严重,还是资产阶级影响比较严重,在不同的地区和部门,在不同的问题上,在不同年龄、经历和教养的人身上,情况可以很不同,千万不可一概而论。”

    四、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究竟是什么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关键究竟是什么?根据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发展情况,邓小平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作出了科学的结论。

    1979年,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认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是社会上的一些人,“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

    1980年和1981年,他针对思想战线和文艺战线上存在的涣散软弱、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的状态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而没有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

    从1983年以来,邓小平多次强调指出,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是党的领导不力。他还因此同意党的总书记的更换。

    1985年5月20日,邓小平在会见原台湾大学教授陈鼓应时根据情况的变化进一步指出,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

    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后,邓小平“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的思想越来越清晰起来。综观邓小平1989年5月31日以来对中央领导同志的几次谈话,这个思想都是贯穿其中的一个主题。那么“共产党内部”指的是什么,联系邓小平的多次谈话来判断,是指党的领导层,特别是中央领导层。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的这个思想有了完善和精练的表述,他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

    五、要动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本来就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本来是无须多言的一个重要观点,但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历史却反复证明,忘记这一点,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发展、泛滥乃至酿成反革命暴乱的重要原因,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的重要原因。而坚持讲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在必要时动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则是我们反对、限制资产阶级自由化乃至最终粉碎反革命暴乱的重要保证。因此,重新回顾邓小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几段重要讲话是十分必要的。

    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要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不行,不能让那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谣诬蔑的人畅行无阻,煽动群众。他还讲,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

    1987年3月8日,邓小平提出,如果有人搞得我们总是不安宁,也不能排除使用某种专政手段,使用纪律、法律手段。一切反对、妨碍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西都要排除,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都要排除。

    1989年4月25日邓小平提出,“四个坚持”中有一个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手段要用起来。

    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谈到国内稳定时指出,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你闹资产阶级自由化,用资产阶级人权、民主那一套来搞动乱,我就坚决制止。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的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人民民主专政。在四个坚持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不低于其他三条。

    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理论的现实意义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理论,作为我们党的基本路线中的一个基本点,对于保证八九政治风波的平息、对于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和成功,其重要意义早已得到历史的证明。现在的问题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理论在现时还有没有意义?如果有,又是什么样的意义?

    在前面,本文已经指出,邓小平认为党的基本路线要管100年。这样算起来,至少到21世纪下半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理论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即使按照70年的说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理论也要管到2050年,从现在算起,也还有40年的时间。

    当然,并不是邓小平每一个对具体问题的结论我们都机械地照搬照用,关键在于,邓小平所分析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长期性的三个大的条件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从国际上看,西方的敌对势力从来没有放弃过用军事干涉与和平演变的策略手段,攻击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把资本主义的那一套强加给我们。仅以最近来说,他们不但积极支持藏独分子的暴乱,而且肆意歪曲新闻真相,恶毒攻击我们的人权和民族政策,还百般阻挠我国成功地举办奥运会,以达到他们分裂中华民族、诋毁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从国内来说,进入新世纪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仍然不时的以各种面貌出现,比如各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言论、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用民主社会主义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企图,还有人提出否定共产党的合法性,否定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主张私有化,搞全盘西化的“改革”道路;从我国的发展情况来看,正像中共十七大所说的那样,“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还需要继续奋斗十几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还需要继续奋斗几十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则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

    这些都说明,产生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根源还存在,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消除,因此,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理论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将继续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邓小平早就指出:“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

    今天我们继续改革开放,同样存在一个坚持什么方向、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就在中共十七大召开前,不是有人公开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吗!中共十七大认为,“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并郑重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这就旗帜鲜明地回答了某些继续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幻想,我们要继续坚持社会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

    其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将继续为正确制订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方针政策提供坚实的基础。邓小平早就指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不开动脑筋,不解放思想不行。”但是他强调指出:“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全党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如果像‘西单墙’的一些人那样,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去‘解放思想’,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党一再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但与某些希望中国共产党转向,搞西方那一套、全盘西化的企图相反,中共十七大庄严宣告:“我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并丰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这就告诉我们,在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地制订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方针政策时,必须放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必须放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

    第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继续维护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必须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根本保证。邓小平指出:“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总之,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事实也证明,从“西单墙”到86年学潮再到89年政治风波,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是危害和破坏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重要根源,也是最大的不安定因素。中共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后,社会上有一种观点,把“和谐”和“矛盾”、“和合”和“斗争”对立起来或割裂开来,要用所谓和合哲学来回避“矛盾”,取消“斗争”,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实际上是不利于和谐社会构建的。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指出:“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地促进社会和谐”。这既是对我国社会文明建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明了正确方向,又深刻地提示我们,现实社会中外有西方战略压力和影响,内有主张自由化、私有化的势力,以及两极分化和腐败等问题,如果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继续保持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高度警惕,是不可能建立和谐社会的。

    中共十七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因此,作为邓小平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不仅如此,中共十七大还强调提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这就告诉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仍然具有鲜活的现实意义。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我们要牢记我国八九风波和苏联解体的教训,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道路不是平坦的,自觉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保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健康发展。

 

 

(责编:董乐)

文章关键词: 自由化 邓小平 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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