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被称为“党内海瑞”:与康生、江青斗了一辈子

2014年10月30日11:41  环球人物杂志  微博 收藏本文     

  他生前并没有获得很高的军职和官职。然而去世后,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正厅第一排,与朱德、彭德怀同列。人们称他“党内海瑞”,很多研究党史的人,更是对他的经历充满好奇。

王世英,1950年摄。王世英,1950年摄。

作者:刘畅 王肖潇

  王世英,原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山西省长、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他1924年参加革命,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可是生前并没有获得很高的军职和官职。然而,王世英去世后,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正厅第一排,与朱德、彭德怀同列。人们称他“党内海瑞”,很多研究党史的人,更是对他的经历充满好奇。

  王世英是上世纪30年代中共特科(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的简称)的重要成员,曾任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军委委员,负责情报部。他一生刚正不阿,曾在延安积极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并和康生、江青展开激烈斗争。1968年“文革”期间,王世英被康生和江青迫害致死,四人帮粉碎后,1979年他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

  命运总是造化弄人,与江青斗了大半辈子的王世英,其独子王敏清最终却鬼使神差地进了中南海,还当了江青的保健医生。王敏清后来成为中共中央保健局局长。近日,他在北京的家中,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独家专访。

  康生如疯狗般乱咬人

  “父亲一生践行了8个字——坚持真理、实事求是。这几个字的分量有多重,他用生命予以证明!即便在康生、江青最得志时,他还是敢于站出来唱反调,而不是阿谀奉承!”谈起父亲,84岁的王敏清声音颤抖,情绪激动。他曾对父亲在“文革”中生不如死的遭遇百般不解,多次刨根问底,父亲始终沉默。直到王世英感到可能永远失去揭示真相的机会时,才把康生的劣迹,他同康生、江青的斗争讲给儿子听。

  王世英1905年出生于山西省洪洞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按党中央指示,他潜入阎锡山部队,从事秘密兵运活动。1933年,王世英被安排进入中央特科情报科,协助潘汉年工作。在潘汉年被迫撤离上海后,他担任中央特科情报科代理负责人。1934年12月,白区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武装“红队”被敌特侦破,大部分队员被捕牺牲,王世英迅速重组“红队”,成功在被特务包围的剧场击毙叛徒,营救了中央特科负责人武胡景。1935年,他与战友们有组织、有计划地及时转移了近500名滞留在上海的地下党员,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我党重要的领导。

  1938年,王世英结束了在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白区工作,携全家调回延安。然而,他却感觉到了党内有一种很不正常的情况。“从白区回来的同志有的被逮捕了,有的被驱逐出根据地,有的不被信任,不安排工作,就连父亲也被冷落在招待所不给工作。他对此迷惑不解。父亲提出要见毛主席,他向毛主席汇报了自己的情况,谈了自己对某些问题的看法。” 王敏清说。

1942 年, 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康生掀起了所谓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并写报告《抢救失足者》。  1942年, 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康生掀起了所谓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并写报告《抢救失足者》。

  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后,康生掀起了所谓的“抢救失足者”运动。王世英看到大批好同志遭受诬陷迫害,便写报告为已经定性为特务的同志进行申诉,还表示愿意以自己的党籍来担保。王敏清听父亲讲,“当时有两位同志余宗彦、周峻烈已经在高压下被逼承认自己是叛徒、特务,但父亲还敢站出来为他们担保,这一下触怒了康生。他在中央学习委员会上指着父亲的鼻子大骂他是‘大自由主义者,想逞英雄’、‘成天保这个、保那个’、‘你王世英有几个脑袋?!’还在党校千人的干部大会上,指使人污蔑父亲是特务。”

  “父亲只是抽烟,什么话也没说,回来跟我母亲讲,康生真不是东西,像疯狗一样乱咬人。父亲的性格是身正不怕影子歪,也不辩驳。后来,毛主席叫父亲过去,父亲一进门,发现大家在打扑克牌。开始主席什么也没说,让父亲坐下打扑克。父亲就是这么一个人,你不说我也不提。后来还是主席先开了口,说‘世英,听说有人说你是特务?’父亲回答‘主席,我是不是特务,10年以后再看!’主席说,你这个态度很好,真金不怕火炼!后来,父亲把‘真金不怕火炼’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勉励自己与邪恶势力斗争到底。越是诬陷、刁难,他越是干劲十足。”

  1962年,王世英与康生的矛盾再次激化。当时,康生诬陷国家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经理王超北是内奸,把他关进了监狱。王世英得知后,立即去向康生说明情况,“王超北在抗战时期在我手下工作,为党做了很多工作。我们最困难时,人家把电台等奇缺物资运到延安,现在不需要了,就一脚把人家踢开,太伤同志的心了。”但是康生却毫不理睬。为了保护同志,王世英继续与康生斗争,并多次给中央组织部写材料。康生很生气,双方常常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王敏清听父亲说,康生就是个两面三刀的人,“在公共场合,康生每次都主动跟父亲打招呼;他还曾指着自己家里私藏的文物对父亲说,世英,你看哪件好就拿走,想拉拢父亲,就是这么一个人。父亲说这家伙阴险,表面上见我笑呵呵的,其实对我恨之入骨。”

  “文革”期间全家生不如死

  与康生的斗争还在继续,另一人又闯进了王世英的视野:1938年,延安传出毛泽东要和江青结婚的消息。王世英大感惊讶,他曾是上海特科的领导,对江青的底细太了解了。王敏清说:“江青从山东戏剧学院毕业,之后在上海演戏,在上海的名声不是很好。父亲奇怪江青是怎么跑到延安来的?怎么能和毛主席结婚?这个女人太有手腕了!”

  为保险起见,王世英跑到中央大礼堂去找江青,远远一看,就是上海那个!没错!王敏清说:“父亲发动中央党校的很多朋友和知道江青内情的人,联名上书毛主席。有些远在上海的同志,父亲还帮他们按手印,把自己的10个手指头,都按了个遍,联名上书,报告递交给了张闻天,张闻天一看这么严重,报告给了康生。因为康生当时在社会调查部,负责调查,结果可想而知,他说江青政治没有问题,就不了了之。”王世英没有料想,他揪住不放的这两个人,最终将自己逼于死地。特别是后来中国经历的10年“文革”浩劫,更是让他全家生不如死。

  那是王敏清最不堪回首的日子,“造反派闯进了我家,大喊‘王世英!站起来,交代你的罪行!’后来就冲着父亲脸上啪啪地挥巴掌……还有所谓的‘车轮战’,白天晚上不让你睡,怎么难受就怎么折磨你。”1967年10月4日,专案组派人把王世英揪到中监委进行批斗,不让他回家,关在中监委的一间小房间里。为了胁迫王世英说刘少奇是“叛徒”,江青亲自策划并批准了对王世英实行“监护”审查,“加紧突击审讯”的计划。与此同时,王世英家又被抄了,而且抄得很彻底,连屋顶都翻了。家里的存款、书籍、表等贵重物品被一掠而光,暖气和自来水都停止了供给。1968年1月17日,王世英在病床上写下这样一篇日记:“为党的事业奋斗了几十年,临老说我是混进党的反革命分子,我死也不能承认……一个人的历史是自己创造的,不是反革命,打也打不倒。要经得起考验。”2月15日,王世英病情恶化,住进了日坛医院,接受放射治疗,但仍为在押重犯,没有任何自由,经常在病房内遭到审讯和人身侮辱。2月17日,他在最后一篇日记中写道:“到今天了,还有人说我们与敌人勾结,无非是想把过去保存下来的一些关系都打成反革命,以掩饰他们过去的罪恶罢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王世英专案组”还硬逼着他写刘少奇是叛徒的材料,但得到的回答却是:“你们要的东西,枪毙了我也写不出来,我没有什么可写的。从今天起,一点也不给你们写了!”1968年3月23日,他还向关押他的两名军人喊:“康生有问题!”为此,江青大发雷霆,对王世英的迫害更加残酷。直到临终前,王世英在插着氧气、输着液的情况下,仍遭到惨无人道的审讯。1969年3月26日,王世英含冤去世,终年63岁。

2013年12月18日,王敏清接受记者专访。2013年12月18日,王敏清接受记者专访。

  五进五出中南海

  直到“文革”开始,王敏清才从守口如瓶的父亲口中得知了康生和江青的丑恶。他恍然大悟,原来自己这些年在工作中的起起落落,也与其有直接关系。王敏清1929年出生,5岁起就跟着做地下工作的父母,过着惊险而动荡的生活。在延安读完中学后,17岁的王敏清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最终选择了学医,1950年考入山西医学院。毕业后,凭借优异的成绩进入北京医院,当时这里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基地。他并不知道,卫生部正在物色进中南海做保健工作的医生。“我才去北京医院没多久,就被通知去中南海,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我不想当官,北京医院还有图书馆,我想抓紧时间学习。另一方面,听说是去为毛主席服务,能见到主席,特别激动!党叫干啥就干啥!”虽然内心矛盾,王敏清还是毅然决然地去了。

  1954年,王敏清进入中南海保健组,又称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保健处。开始他只是机动保健医生,随领导人出访或参加一些重要会议和活动。除此之外,还负责杨尚昆、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等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工作。

  1957年春,“反右”斗争日益高涨,中南海保健处医生全部被调回北京医院参加运动。王敏清结束了第一次进中南海的经历。但没过多久,1959年,他又被“特招”到江青身边做保健医生。那是王敏清最艰难的一段工作经历。“当时就知道江青不好伺候,但她和父亲的恩怨我完全不知道。江青怕声音、怕风、怕光,住的地方白天都拉着窗帘,我们在地毯上走都要脱了鞋;同江青说话,声音要轻得只能让对话的两个人听见;江青活动范围内的门缝,都垫了纱布或海绵。她是越没事干越烦躁,总觉得周围有声音。”给江青体检更是让王敏清头痛,“体检中抽血这种基本工作,一般的护士能胜任,但给江青抽血却让所有人却步。毛主席的保健医生李大夫不愿意,护士长也有些犹豫,江青血管细,大家怕万一不能一针见血,又要被责骂。为了不为难大家,我亲自上手,结果一针见血,江青没吭声,大家才松了口气。”

  王敏清并没有觉察到江青对自己的怀疑和仇视。只是觉得每次给江青用药、打针,她都问得特别仔细,为什么给我用这个药,会不会有副作用,万一有问题了怎么办?非常地不信任。“但给其他领导,比如杨尚昆、邓小平等就不一样,说打针、吃药,问都不问,马上配合。”为江青服务半年后,王敏清被江青无理地赶了出来。1962年,王敏清第三次走进中南海,任邓小平的保健医生。两年后,毛主席批评负责高级干部保健的北京医院是“老爷医院”,同时撤销了中南海保健组,王敏清等医护人员都回到了北京医院。

  保健组撤销后,党政高级领导人的保健和小病治疗十分不便,又容易延误诊疗。于是,王敏清临危受命,1965年第四次走进中南海,担任中南海门诊部主任。不久“文革”开始,邓小平、杨尚昆等人首先被打倒,父亲也被残酷批斗。王世英病重期间叫来儿子,说想见周总理,“父亲说好多事情现在知道的人不多了。我随即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长信,继续揭露康生的问题及他迫害父亲的阴谋。”王敏清说,不料这封信却辗转落到了康生手中,结果父亲未能幸免,自己也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

  “我当了13年的反革命,被发配到宁夏荒无人烟的一个曾关犯人的地区劳动改造。但一直牢记父亲说的为人处世要‘坚持真理,实事求是’。至于你们怎么说我,不去想,否则别说13年,3天我都熬不过来,多少人受不了屈辱自杀。”王敏清说,正是因为这段特殊的经历,他在政治上迅速成熟起来。

  平反时,王敏清已成为一位两鬓挂白的中年人。中央出于信任,仍任命他为中央保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兼卫生部保健局局长。我能胜任吗?王敏清也曾自问和犹豫过。但党员服从分配是天职,1983年初他第五次走进了中南海。

  “现在想来,命运是如此弄人,全国有千万个医生、博士、专家,偏偏我做了江青的保健医生。伴君如伴虎啊。第五次进中南海,我也同时向组织表态,请组织尽快物色更好的人,有了我马上下来,可是谁知道,这一干就干到离休,并获得中央保健委员会的奖励。”

  孙辈当选新西兰国会议员

  王敏清用父亲的8字箴言教育他的子女。让他欣慰的是,4个孩子都很争气。老大曾以全国英语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留美。老二王小选,曾任新西兰国会议员,是新西兰首位华裔男性议员。老三也学医,在澳大利亚当大夫。老小在澳大利亚高科技公司工作。王敏清说:“我想,父亲教会了我们不管从事什么职业,都要坚持真理,说真话,这也是我们能够立足社会,出人头地的秘诀。”

  已是耄耋之年的王敏清,身体非常好,耳聪目明,动作敏捷。八九层的楼梯,他都能上下自如,10年的体检报告,各项指标几乎没有变化。他给国家领导人服务了大半辈子,退休后更想为老百姓的养生保健尽一份力。王敏清总是利用业余时间,在各地举办健康知识讲座。“现在的社会可怕啊,假的东西太多,真假难辨,很多保健品夸大功效,蒙蔽百姓。”王敏清强调保健不能硬套公式,“你看我喝了半个世纪的小酒,没限量,时多时少,根据自己的情况;每顿饭要吃点肉,但不会多吃。切忌教条、迷信。养生就像买衣服,身高、年龄、职业和生活环境不同,穿的就不同,不能效仿。”

  采访结束时,老人和记者分享了他快乐而轻松的晚年时光,“一些领导干部,一退休就情绪忧郁,过不去这个坎儿。我反而觉得轻松自在,像自由的小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快乐要自己营造。”

(责编:胡难)

文章关键词: 江青 康生 中南海 海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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