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的心思:要在三个鸡蛋上跳舞

2013年09月18日15:18  环球人物杂志  微博 收藏本文     

  秘密的“公开工作委员会”

  阎锡山的心思是“要在三个鸡蛋上跳舞”

  1936年秋,华北危机,大敌当前,在赵戴文(时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和赵丕廉(曾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部长,阎的驻南京代表)的推荐下(此二人是爸爸在太原国民师范学习时的前后任校长),阎锡山派郭挺一(时任训导院主任)携活动经费和给宋哲元(时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的信到北平营救在草岚子监狱的薄一波。当郭挺一得知“薄一波是在组织的共产党员”并报阎锡山后,阎却回电“希望一波兄回晋,共策保晋大业”。此时,阎锡山对爸爸可以说知之甚少,但有两点是他心知肚明并很看重的:一、薄一波背后是共产党。二、薄一波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当时阎锡山身边已有不少大革命失败后脱党的原共产党员),他的电邀正是基于这两点,而阎锡山的亲信对他们的司令长官此时“要在三个鸡蛋(共产党、国民党、日本人)上跳舞”的心思并不能理解。

  只有少数核心领导知道

  爸爸经过40天对山西的考察回到北平,向北方局汇报。主持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面对已遭到严重破坏的华北地区党组织,总结历史经验,纠正“左”倾路线,提出新的策略:“在严重白色恐怖下,公开工作的范围应尽可能使之扩大。”“党的秘密工作必须与公开的群众工作完全分开,完全采取不同的方法,并完全由不同的干部来做。”正是基于此新思路,北方局根据爸爸的汇报,决定成立 “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专做抗日救亡工作,做阎锡山及其军政上层的统战工作,工作是公开的、“合法”的,并做了具体指示。这个公开工作委员会,最初只有5个人(杨献珍、韩钧、董天知[1940年与日寇作战时牺牲]、周仲英等),后来增加到16人(冯基平、廖鲁言、王鹤峰、李力果、刘有光、侯振亚、唐方雷、傅雨田、牛荫冠、刘亚雄、谷景生等)。

  “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是党内对其的称呼,区别于做秘密工作的“省工作委员会”。而实际上,做秘密工作的“省工委”在党内是公开的,做公开工作的“公开工委”却是秘密的:一、这个组织对外是“秘密”的,即:不是以中共党组织面貌出现,爸爸是以抗日活动家的身份,接受阎锡山的邀请,回到山西“帮阎先生做事”。阎锡山对外,尤其对蒋介石国民政府也不点破薄一波是共产党员,这样就规避了他与共产党合作之嫌。二、这个组织在我们党内也只有极少数核心人物明确知道。公开工委直属北方局领导,与同时成立的中共山西临时工委,既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也不能发生横向关系。很长一段时间(尤其在抗战爆发后北方局来太原之前),没有电台,没有固定的联络站、联络员。如何开展工作?用爸爸的话来说就是:“凭着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有利于党、有利于抗日的就去做。很多事是在瞬息之间,不可能事事先请示后汇报。”

  正是因为公开工委是“秘密”的,没有在党内公开,以致党内对公开工委领导的戴着山西帽子的牺盟会有着诸多的误解。比如延安抢救运动时,很多牺盟会的同志被误会。1943年10月,为参加党的七大,爸爸离开晋东南前线,第一次来到延安。那时抢救运动已经结束,开始甄别,爸爸参加了中央党校的工作,仅党校一处就甄别解救了200余名原牺盟会员。20世纪80年代的不少来信仍提到当年的延安整风:

  “在我的记忆里,我在保安处审查时,我要求去看你,他们未能同意,但答应亲自去找进行调查,很快回来告诉我,他们找到了你。你立刻在我的名字上圈了红圈,而给我政治上打了保票,说我无问题。”(赵四兰,1979年终。爸爸批写:四兰同志:年终来信收悉。读后对您一生奋斗历史更有了解。三次冤狱,都是在党内,在党的斗争中出现,真是不幸。但这我认为也是革命中应有的文章,不幸的是出在一个人身上。您的信,我将留作子女也阅读一下。简复,敬礼!)

  “你过去在延安,对我的保护,未送到社会部,在中央统战部未劳教,没有搞得妻离子散,敬致谢意。”(刘玉衡,1981年9月18日)

  “薄老师:……(我)就是当年受您亲自培养教育当了女游击队员的吕一鸣,后来又在您关怀下上了抗大,以后就到冀南平原去工作。1943年……搞的抢救运动制造了‘吕宋事件’,1945年您从延安到冀南传达毛主席去重庆谈判中央指示时,为我写了有力的证明,使我蒙受的冤屈全部得以清洗。”(吕一鸣,1984年3月1日。信中状告某人坚持错误,不给平反,因其中提到也曾在宋任穷领导下工作,爸爸先转:任穷同志:吕一鸣同志信请阅,有何指教请告!后又批复:任穷同志讲,对你们夫妇很熟悉,对你颇称赞。 问题中央已妥善解决。特告。)

  一张没有捅破的窗户纸

  1936年11月4日,爸爸只身赴会去见阎锡山,这是二人的第一次见面。初次谈判爸爸就丑话在前,约法三章:一、参加共产党多年定型了,说话办事离不开共产党的主张;二、只做抗日救亡工作;三、所用之人会有不少共产党员,要保障安全。而阎锡山全部接受!这一年,爸爸28岁,阎锡山54岁。作为山西地方实力派的枭雄,历经30余年的政治斗争而不倒,阎锡山有资格认为他完全可以掌控局面。

  阎锡山交给爸爸的第一件事就是接办“牺牲救国同盟会”。这个组织在阎锡山的干预下实际已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而且山西政界各派系人员都有代表在其中,人员复杂。阎锡山给爸爸的名分也不大,叫“负责人”,会长是阎锡山,总干事是梁化之。我去看过当年爸爸在国民师范的办公室,一间大房子,中间打个隔断,里面是梁化之,外面是爸爸。梁化之是阎锡山的表侄,又是最亲信的人之一(阎的大印就放在梁化之身上,山西上上下下的官员都走梁的门路),也是阎锡山与爸爸唯一的联系人,二人同一间屋内办公,监督之意不言而喻。

  但正是因为有了“合法”身份,做的是公开工作,局面迅速打开。公开工作委员会先改组了牺盟会,在放手做实事、不断开辟新的工作阵地的过程中掌握了领导权。从1936年12月开始培训“临时村政协助员”,然后分派下乡发动群众、宣传抗战,3个月后,牺盟会员就发展到60万!这是苦于发动不了民众“守土抗战”的阎锡山始料未及的!牺盟会后来成为一个培养抗日救亡干部的大学校,主办了多种训练班: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共4600余人)、国民兵军官教导团(2万人)等,吸收了包括来自22个省市的爱国青年和共产党员(很多是各地地下党组织派送来的)。在给爸爸的来信中,不少人称爸爸为“先生”、“老师”,就是源于此。

  《杨尚昆回忆录》及他的讲话中就描述了当时“公开”的状况:“少奇同志同我到太原的时候,见到一波同志就决定,在山西发动群众的工作,要委托一波同志通过牺盟会去做。这一下子就打开了局面。”“少奇有个意见:凡是有牺盟会的地方,我们党做群众工作的同志胸前挂一个牺盟会的徽章,有了这个牌牌,警察都不敢惹我们。”牺盟会的各种训练班也公然请共产党干部作报告:

  “敬爱的薄老师……回忆在40多年前,你在太原小北门里国民师范内成立军政训练班,我是你十二连的学生。我连连长唐□(名字不详)、指导员范韩和廖鲁言三人,他们对我们都是很好。你成立牺盟会时,又是你的会员。记得你引的周小舟同志亲口教我们唱救国歌,你又领周总理给我们讲话。先生当时对我们一切教导和关怀,我们是句句铭心,至今不忘。”(申尚文,1980年5月18日。秘书记:6月3日亲笔回信。)

  1987年在纪念女兵连和政卫二〇九旅成立50周年座谈会上,爸爸讲到一件事:“当时我记得女生连有个叫李林的(华侨女英雄,女生连支部书记,后在雁北组建游击队,1940年在反‘扫荡’中殉国),带着两个人到我那儿去。她们说,我们要求一波同志把我们送到延安去。当时对外,人们多叫我薄先生,可她们就叫同志……我说:‘可以帮忙,但是你不要叫我一波同志,叫这个不行。’她们笑了,她们就是要个路费、要个路条,是这么走了的。”这样的事不止一件,也有八路军中的老红军来找爸爸解决一些问题,见面敬礼并称“同志”。所谓“秘密”当时对很多人来讲也可以说仅仅是一张没有被捅破的窗户纸。

  在公开工委的领导下,牺盟会又派出特派员,在山西境内建起各县牺盟会,并自上而下地建立起区、村各级组织、牺盟会太原市委。在日本入侵山西前,公开工委已通过牺盟会全面充分地宣传、组织群众,逐渐使牺盟会成为有政权、有武装、有群众的组织(山西有105个县,后来牺盟会员当抗日县长的县就有70个)。为后来创立抗日根据地,坚持八年游击战争,以及八路军总部、三大主力师进驻山西打下了基础。1940年,爸爸在《牺盟救国》刊物上撰文回顾:“牺盟会不仅从炮火的灰烬中挽救了山西,而且使旧的、落后的山西,以新的、坚强的姿态出现,迄今屹然立于敌后,咬住了敌人的心脏,屏障了大西北。”

(责编:kzf)

文章关键词: 工作 委员会 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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