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中生平自述:我这一辈子(3)

2014年01月06日12:02  博艺  

  我本来年年背着画箱走江湖,而“文革”期间,在部队管理下劳动的那几年中,每天只能往返于稻田与村子间,谈不上“旅行写生”了。但背朝青天、面向黄土的生活,却使我重温了童年的乡土之情。我先认为北方农村是单调不入画的,其实并非如此。土墙泥顶不仅是温暖的,而且造型简朴,色调和谐,当家家小院开满了石榴花的季节,燕子飞来,又何尝不是桃花源呢!金黄间翠绿的南瓜,黑的猪和白的羊,花衣裳的姑娘,这种纯朴浑厚的色调,在欧洲画廊名家作品里是找不到的。每天在宁静的田间来回走好几趟,留意到小草在偷偷地发芽,下午比上午又绿得多了,并不宁静啊,似乎它们也在紧张地奔跑哩。转瞬间,路边不起眼的野菊,开满了淡紫色的花朵,任人践踏。我失去了作画的自由,想起留在巴黎的同行,听说都是举世闻名的画家了,他们也正在自己的艺术田园里勤奋耕作吧,不知种出了怎样的硕果,会令我羡慕、妒忌、痛哭吧!

  在部队劳动锻炼的末期,有一些星期日允许我们搞点业务,可以画画了。托人捎来了颜料和画笔,但缺画布。在村子里的小商店,我买到了农村地头用的轻便小黑板,是硬纸压成的,很轻,在上面刷一层胶,就替代了画布。老乡家的粪筐,那高高的背把正好做画架,筐里盛颜料什物,背着到地里写生,倒也方便。同学们笑我是“粪筐画家”,但仿效的人多起来,形成了“粪筐画派”。星期日一天作画,全靠前六天的构思。六天之中,全靠晚饭后那半个多小时的自由活动。我在天天看惯了的、极其平凡的村前村后去寻找新颖的素材。冬瓜开花了,结了毛茸茸的小冬瓜口我每天傍晚蹲在这藤线交错、瓜叶缠绵的海洋中,摸索形式美的规律和生命的脉络。老乡见我天天在瓜地里寻,以为我大概是丢了手表之类的贵重东西,便说:“老吴,你丢了什么?我们帮你找吧!"

  每次在庄稼地里作了画,回到房东家,孩子们围拢来看,便索性在场院展开,于是大娘、大伯们都来观赏、评议。在他们的赞扬声中,我发现了严肃的大问题:文盲不等于美盲。我的画是具象的,老乡看得明白,何况画的大都是庄稼。当我画糟了,失败了,他们仍说很像,很好,我感到似乎欺骗了他们,感到内疚;当我画成功了,自己很满意,老乡们一见画,便叫起来:真美啊!他们不懂理论,却感到“像”与“美”的区别。我的画都是从生活中剪裁重组的,东家后门的石榴花移植到西家门前盛开了。有一次画的正是石榴庭院,许多老乡来看,他们爱看开满红彤彤榴花的家园,接着他们辨认这画的是谁家,有说张家,有说李家,有说赵家,猜了十几家都不完全对,因为总有人否定,最后要我揭谜:就是我现在所在的房东家。大家哈哈大笑,说:老吴你能叫树搬家!后来我便名此画为《房东家》。

  真正能心情舒畅地作画,那是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了。家里画不开大幅油画,画了也无法存放,我便同时用宣纸作起大幅水墨画来,画后便于卷折存放。在油画中探索民族化,在水墨中寻求现代化,我感到是一件事物之两面,相辅相成,艺术本质是一致的。1 979年,我的个人画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展出的油画和水墨画便是我探索的杂交品种,我不否认是艺术中的混血儿。有人爱纯种,说油画要姓油,国画要姓国,他们的理由与爱好,谁也干预不得,但在东西方艺术之间造桥的人却愈来愈多,桥的结构日益坚固,样式也日益新颖,我歌颂造桥派!

  1979

  年,中国美术馆举办我的个展,这是我的一件大喜事,但开幕时我并不在北京,在重庆北暗。我是应重庆西南师范学院美术系的邀请前去讲学的。讲学之余偕美术系的老师们去大巴山写生,我们一直深入到巴山脚下的穷山沟。时值天寒,记得用木炭或木柴烤火,但也可能是春寒,因忽然一场大雪,满山皆白,雪止,又很快消融,消融处,一块块浓绿与乌黑凸现出来,迅速扩展,变形,于是白与黑之间在相搏相咬,真是无比华丽的黑白抽象画,我一直观望这抽象艺术的演奏,实在心醉,我的多幅春雪作品大都孕育于此,或最早孕育于此。

  在西南师范学院美术系所做讲学的内容是关于形式美问题。建国以来,一向是主题先行,绘画成了讲述内容的图解,完全丧失了其作为造型艺术的欣赏本质。绘画的美主要依靠形式构成,我也极讨厌工作中的形式主义,但在绘画中讲形式,应大讲特讲,否则便不务正业了。我多次参加全国美展等大型美展的评选,深深感到那么多有才华又肯下工夫的优秀青年,工夫不错,全不知形式美的根本作用及其科学规律,视觉的科学规律。经常有人在其作品前向我解释其意图如何如何,我说我是聋子,听不见,但我不瞎,我自己看。凡视觉不能感人的,语言绝改变不了画面,绘画本身就是语言,形式的语言。当时的情况,一般人对形式美一无所知,需要像幼儿园一样开始学A、B、C。我在西师的讲学满场沸腾,掌声不绝,他们觉得太新鲜了,而且能理解,似乎恨相知之晚。他们学院的学报要发表,我便整理成文稿:《绘画的形式美》。但后来并未见发表,我估计主编者有顾虑,害怕了。但《美术杂志却来约了这篇稿,约稿人是吴步乃,并立即作为重点稿发出。出刊后,掀起了波澜,当然有鼓掌的,但毕竟攻击者众,我成了众矢之的,我清晰地知道自己步了普罗米修斯的后尘。

  大约是1980年,在一次油画座谈会上,我对“内容决定形式”的提法打了一个问号,那时候的这个“内容”,我认为实际上是指政治口号或主题先行的主题,是“四人帮”时期的紧箍咒,它紧紧束缚了形式的发展。我的发言发表于《美术》后,掀起了对内容和形式关系的讨论。

  中国美术馆主办的我的个展被不少省市邀去巡展,我也被邀去做讲学。我重点揭露极“左”思潮对美术的危害,甚至毁灭,我讲的全是现身说法,不引经据典,我竭诚推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些讲学的观点大致归纳在《内容决定形式?》、《关于抽象美》等文章中,陆续在《美术》杂志上发表了。须知,当时的《美术》可说是唯一的美术权威刊物,学美术者必读,影响极广泛,攻击我的文章也大都在《美术

  》上发表,我自知是落入是非之海了,沉浮由之,问心无愧而己。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文代会上,我被选为美协理事,接着被选为常务理事,我从未担任过任何社会职务,这回像坐了直升机了。

  我在那令人诅咒的前海大杂院住了二十余年,孩子们一个个长大将结婚,住房的问题比天大,燃眉之急,走投无路。忘掉那艰难的过程吧,终于在劲松分得两个小单元房。我和妻及乙丁夫妇、小孙吴吉搬入了新居。因新楼无存车处,每日扛自行车,上下楼极不便,家人也一致反对我再骑车,说年岁大了反应慢怕出事。秦琼卖马,我卖掉了劳苦功高的宝马,时值80年代初。妻下厨虽用上了自来水、煤气,但她上班可远了,每天一早出门,从劲松到前海美研所至少一小时,傍晚回家已十分疲惫。她天天挤公共汽车,有一天回家,她并不愉快地说:今天车上有人叫我老太太,让我座位。她惊讶别人说她老了,是的,她开始老了。她索性提前退休了。于是她有机会跟我下乡写生,她工作以来,除了下放劳动的岁月,几乎没有离开过北京,今随夫君走江湖,换了人生。

  1987年9月香港艺术中心为我举办回顾展,妻同行。开幕在晚间,已记不清主持的领导官员们,我一味等待林风眠老师,我们说好去接他,他说有人送他来,其实他是坐出租车来的。我一直紧跟他看每一幅作品,同行们也一直围着,笑眯眯的林老师却一言不发,最后他只说了一句评语:基本功不错啊。躲开了一切媒体的炒作和是非争论,老师只看了学生的作业,题写了画册和展览的标题。他离开展厅后,我才陪同一些重要人物,答复媒体的提问。翌日英文版《虎报》以《顶峰》评价我的作品,其时内地对我早已争议纷纷,港报却一片好评,新华社驻港分社社长许家屯看了一个小时展品,认为我正如日中天。

  第一次香港个展后,我每年为海外个展奔忙,新加坡、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妻偕行。1 988年日本西武百货店举办中国博览会,店里展销的商品全是中国货,在店的心脏展出中国的文化,有楼兰遗址图片及黄山摄影,再就是我的水墨画展。那是荣宝斋中介的商业性画展,卖得很好,西武很满意。西武老板同我商量,说他们明年搞巴黎博览会,全部展销巴黎商品,想邀我去巴黎写生一月,我的巴黎作品展就作为巴黎商品展的心脏,并邀我妻同行,全部费用与手续办理由西武负责。回巴黎写生一月!我同意了,全不考虑他们商业上的企图,妻也很乐意,是意外之喜。

  1989年,春寒料峭,我与妻住入凯旋门附近的一家三星级饭店,离西武驻巴黎办事处甚近,是他们选订的房。我先买一本地铁手册,重温学生时代的交通路线,路线基本依旧,这样,地铁加步行,我们看遍了巴黎的大街小巷与方方面面,今天我以中国画家的眼来剖析学生时代的洋巴黎。我只通知了德群和秉明,不与外界及使馆联系,一心一意,全神贯注追捕既是故乡又属异邦的巴黎,要解开我的巴黎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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